最近，電子科技大學因該校學生舉報老師而對副教授鄭文鋒進行相關處罰後，深陷輿論漩渦，多家官媒發表評論質疑校方——

央視網發表了題為《正確區分學術與政治 勿讓教師噤若寒蟬》的文章，稱：“這已經不是個案。近年來，國內發生多起學生舉報高校老師不當言論的事件，結果大多都是當事教師遭到處罰。”文章認為，“此類事件直接涉及高校老師表達尺度、學術自由與政治紅線的邊界，處罰結果具有非常大的輻射效應”；表示“爭鳴、討論是學術探索方式”，“不能一味搞上綱上線，防止基層執行‘寧左勿右’、念歪了經”；“如果一味遷就、縱容學生的舉報，搞得人人自危，這不是政治立場堅定，這是懶政，是一種沒有政治擔當的表現”。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俠客島”微信公號發表文章稱：“類似輿情紅線早已不在少數，也引人人自危——現在有一個趨勢，就是不少單位、機構對輿情避之唯恐不及，一旦網上有風吹草動就馬上息事寧人，或是趕緊處理當事人，或是停掉課業，造成真正不可逆的傷害。”

光明網也發表評論稱：“一旦聽到、看到與自己固有知識不符的説法就驚為異端，甚至不惜搬運來一些大帽子和大棍子，只能敗壞學術討論的寬鬆氛圍，令人驚懼。”文章還説道：“學生無視學術討論的基本原則，一味上綱上線，其將私人聊天記錄公開在社交平台的做法，也無疑是希望‘把事鬧大’。這樣縝密的心思，實在可怕。而如此搬弄是非的做法，已經產生了一些惡劣效果。”

這期間，也有不少大學教授在網上公開譴責電子科大。如清華大學教授黃裕生髮微博表示：“大學（中、小學當然也一樣）不應該成為學生可以構陷教師的場所，否則，大學就不配稱為大學；任何一個時代也不應該成為學生可以以某種‘絕對正確’為由頭構陷教師的時代，否則，那個時代就是一個墮落的時代”。他認為：“如果我們真想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社會着想，如果我們真正想把中國的教育事業做成世界一流，那麼，就請先終止教師在教室裏、在學生面前不得不時刻戒備的所有機制，還師生以正常關係。”

網上浩如煙海的評論，也多是對校方處罰意見持批評態度，表明社會大眾對極左路線在歷史上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嚴重傷害仍保有深刻記憶和警惕。但截至發稿前，校方都沒有任何糾錯舉動。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0年代的南方談話所一直強調的中國政治問題“主要是防止‘左’”。其後，中共十四大修改黨章也明確了這一點：“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19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也明確指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決不允許對黨中央搞‘偽忠誠’”。

從當下官方主流媒體所引發的批評意見看，電子科技大學迄今為止的不糾錯與黨的改革方向並不合拍，其引發的實際輿情效果與中央所反對的“低級紅、高級黑”相近——中國的改革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的撥亂反正，其後歷經40多年風雨而從未改變方向，無論十八大還是十九大，黨的執政方針都依然是繼續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目標而是深度融入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和文明接軌。

實際上，借學生舉報引發校方處罰教師並非電子科技大學首創，從近年一些網民和機構的作為可發現，“寧左勿右”已成為一小部分人的行事標準。不斷有教師或演員，因為一句話或一個觀點的表達，而被“戴帽子”“打棍子”，甚至“打倒在地”。整個輿論場，開始漸漸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不能不説，出現這種狀況與電子科技大學一類的機構推波助瀾有關——這是此類機構需要真正反思的地方。

從中共歷史看，“左”的錯誤時間更長，危害更大。1949年前的革命年代，連續發生過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幾乎使中共革命陷於絕境。1957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間的20多年，“左”的路線也一直處於主流，把中國的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但由於“左”帶有革命的色彩，歷史思維慣性好像也是越“左”越革命。因此，現在一些大學之類的觀念與信息生產機構，也開始主動往“左”打燈，只怕被批“右”。其結果，本來“左”的人就更“左”，而本來不“左”的人也跟着“左”。“左”不僅成了一條安全的路線，也在逐漸變成一種道德優勢，連有的學生也拿來作為“構陷”老師的武器，這實在是一種令全社會“墮落”的歪風邪氣。蘇東各國社會主義的失敗，重要的根源之一就在一個“左”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的，執政黨忘記了初心，理論嚴重脱離實際，假大空盛行，形式主義猖獗，背離為人民羣眾服務的使命，以至國弱民窮，執政黨也因此失去統治地位。

殷鑑不遠，在改革向縱深挺進的今天，中國一定要時刻防止極端左傾意識的捲土重來，不能讓“寧左勿右”的歪風形成氣候，阻礙中國文明的進步，制約中國民主與法治的構建。